建立重特大病保障机制，化解居民灾难性风险，是完善医保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和质量的措施。这一决策导向的出发点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目的和基本原理，问题是如何通过具体政策实现。目前提出的办法是要运用市场手段，通过向商保购买医疗服务，原因是有一个“公认”的道理，即政府机构的效率一定比不上商业机构。但这个道理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非常完善。我国目前还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在现实情况下，用医保基金委托商业机构经办还是由社保经办机构直接经办，哪个更具有优势。
参保人员缴纳保费然后在患病时得到补偿，用个简单的比喻就是你有120元委托别人为你买东西，你肯定要找一个会办事的人，现在出现了“社保”和“商保”两个人，如何比较选择？
先从二者的抗风险能力看，“社保”是地级统筹，也就是说，你缴的120元可能分散在多个机构，假定三个吧，120元被分成了30元、50元、40元，这些机构之间基金不能通用，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当你能报销的医疗费超过40元时，那个只有30元的机构就没有能力支付了。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高统筹层次，或者通过“再保险”的办法。我国几家商业保险公司都是全国性的大公司，但各地分公司各自核算，如果从“再保险”的角度看，“商保”至少要在省一级建立风险平衡机制，而且还要在“社保”无力提供特大病保障的情况下，其才能优于“社保”，但从实际来看，各商保没有在省级进行风险平衡之能力，各地“社保”基金也均有结余。既然如此，委托“商保”利用“再保险”的市场手段就没有前提。
再从“社保”和“商保”对资金的增值能力看，医保是现收现付，边筹边花，基本上没有钱可以做长期投资。“社保”增值的途径只有银行利息，120元最多拿到定存零取一年期的利息，估计没多少。那么商保呢，也许可以到金融市场炒股和买基金，但就目前金融市场的情况似乎没有多少赚钱的希望。不管怎样，在增值方面，“商保”比“社保”有政策优势。问题是，文件为什么还要规定在120元中保证“商保”有4%的盈利，还要承担“商保”的运营成本？而“社保”却不能从120元中提运营成本，更不能盈利归己，只能留到下年继续用。这120元你会委托给谁，不言自明。
还有，“社保”和“商保”购买医疗服务的有效性哪人胜出呢？一是对医疗服务市场信息掌握的程度，“社保”有组织医药专家的手段，强于“商保”；二是与医疗机构的价格谈判能力，“社保”有十几年的数据和经验，强于“商保”；三是对医疗服务的监督能力，“社保”有法定权力，强于“商保”；四是现代化信息系统的支撑，“社保”网连到了各类医院以及银行等外围，强于“商保”；五是对参保人家庭收入等信息的了解程度，“社保”强于“商保”；六是工作人员管理机制的灵活性，一个是市场用人机制，一个是参公机制，这方面“商保”肯定强于“社保”。但既然基本医保是政府的民生工程，为什么就不能给“社保”机构多点编制？为什么不允许“社保”提管理费，而允许“商保”强行从基金中盈利？这不免令人思虑良多。
不论是政府财政的钱，医保基金等社会的钱，还是个人的钱，花的时候都要货比三家，这是基本道理。有些专家有时把理论搞得很玄，并在玄乎中只作简单推论而不是细心求证，如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委托商业机构等等。如果只是讲讲也就罢了，无非是道行有深浅，观点有不同，但政策决策就不能如此了，必须严密求证，必须系统完整。（熊先军 作者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