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娟
“我儿子的血白流了。”王东清对着电话狠狠地说。
在浙江温岭杀医惨案发生之后，这位2012年哈医大遇害实习医生王浩的父亲愤怒至极。
“真是刀刀见血之痛。”电话那头的李惠娟沉默了几秒，回应道。她曾是王东清的代理律师，如今，她一直与王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近两年来，作为律师和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委员会常委，李惠娟先后为国内4起重大杀医、伤医案受害者免费代理。而为了解开“医患关系”这道难题，她已经努力了18年。
这个看来单薄柔弱的女子，已走遍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除了“实战”打医疗纠纷官司，“医疗风险管理”这堂课，她讲过700多场，台下的听众有医生护士，专家学者，也有医院管理者。
为此，她几乎每天都乘着飞机飞，坐着火车跑，不少国内的机场，“到某个登机门要走多远，我可能比空姐还清楚。”
一趟不过一两个小时的飞行，她也常常分割成好几部分，起飞时的15分钟睡觉，飞行平稳后打开电脑工作，下降时再睡一会儿，分秒必争。“好像多讲一堂课就有可能改善一对医患关系。”
去年3月末，哈医大实习医生王浩遇害后，李惠娟的课堂不论在哪里开讲，总是以默哀开头。她低下头，闭上眼睛，想着“那个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男孩”。然后教室里的院长、医生和护士们一起静默。
在这位年轻人离开人世一个月后，李惠娟到他墓前祭奠。松枝当花，草根作香。她拭净冰冷墓碑上的泥土，在愤懑中决定为他代言。
“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王东清回忆道。彼时，网上“杀得真好、杀得太少”的言论横行，而李惠娟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王浩是无辜的。”
王东清至今记得李惠娟为儿子站在法庭上的样子。在他的记忆里，这个瘦小的女律师像一个战士，为了捍卫王浩生命的尊严和他们的权利，她句句犀利，“寸土不让”。
回溯过往，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律师认为，在“文革”中看到老师被打、父亲被关牛棚，使她自小对“正义”有着一股执拗的劲头。
1994年，在河北医大任职的李惠娟通过自学法学，考取律师资格。那是一段住着筒子楼、抱着孩子、白天上班、夜里挑灯的日子，但她觉得，“尽管清贫而辛苦，内心却很快乐”。她开始兼职从事真正喜欢的法律工作，因为有医学背景，她颇为自然地进入了“医患纠纷”这个领域。
“律师都需要出名，我就算80岁了也需要。”李惠娟说。但在最初为王浩父亲代理时，她却要求“尽量保密”，因为“在以孩子鲜血沾染的背景下出名，会心中不安”。
2012年4月，北京一天内发生两起刺伤医生案，引起大批媒体关注，李惠娟并没有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
直到几个月后案件开庭审理前，航天总医院被刺医生赵立众用微博私信向她紧急求助，她才回复道：“对不起，是我迟到了。”
当另一位受害者，北大人民医院邢志敏医生见到李惠娟时，仍然因恐惧而双手颤抖。而赵立众将妻子介绍给律师认识时则补上了一句，“她差点儿成了寡妇”。
“再也不能这样伤害他们了。”在李惠娟的生活中，丈夫是医生、朋友是医生、老师同学几乎都是医生。于是，当安徽医大二院医护人员一死四伤案、内蒙古包钢医院出诊医生被杀案发生后，她再也忍不住“扑”了上去。
为了联系受害人家属、搜集证据、翻阅案卷，她彻夜不睡地守着网络和电话。接受委托后，她又开始一趟趟奔波于司法机构之间，连复印、递送、收取材料等小事都亲自完成。没有代理费，自己还要贴进车马费和住宿费。
套上深色素净职业装，走进法庭，李惠娟是律师，板着脸，皱着眉，嘴皮子翻得飞快。但在更多时候，她也会“像每一个脆弱的女人”那样，被案卷中鲜血淋漓的照片吓得睡不着觉，为漂亮小护士脖颈后横亘的伤疤心疼。
“害怕和心疼是因为我对这行的了解是真切的。”李惠娟说。她的朋友是一位胸外科专家。2003年“非典”暴发，这位副主任面临“紧急抽调进京，自己去还是同事去”的问题。
朋友的妻子说：“如果你去，死了，我们的孩子反正也快18岁了。如果年轻那个去，死了，他的孩子才8岁。”然后她问他：“你有得选吗？”他答：“没有。”
“去吧，不然咱们下辈子都不能活，不得安宁。”夫妻俩意见一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学1部副主任蔡映云教授与李惠娟相识20多年。在他看来，李惠娟能兼顾病人和医院、医生的立场，“很适合干这一行”。
“你连阑尾炎和宫外孕都鉴别不了，还算什么医生？”“腿骨断了，怎么会死？”“茶水做尿检”这样的言论和行为，常令这位老教授痛心。他颇为认同李惠娟的一种看法：媒体对医务系统和医院有丑化，很多时候是因为根本不懂医学。煽动性的言论最容易造成公众误解，加剧医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