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鹏、乔布斯、甘地，他们摆脱了奴役的心灵，在全然的敏感状态中，找到了自己的“地头”。
一如恐惧和无聊之于人像空气一样自然，经历磨难少的人们也习惯于小题大做。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是起源于我们无法放松地随事情自然发展，而是从“自我”的观点来看待每一件事，再把这些没有实质性事务小题大做造成的。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许多困难后，才不会小题大做地陷入恐惧。
人的一生，大概经历三个阶段：“你应”、“我要”、“我是”。在孩童时期，我们通过依赖享受幸福；在青少年时，我们通过追求自己的愿望而实现价值；在成年时，我们则通过把我们的幸福状态宣布为“我是”而体味喜悦。有些人“我是”来得比较迟，甚至一辈子也没有脱离“你应”，有些人一直处于“我要”的状态，有些人则很早就开始了“我是”的征程，在他们那里，“我是一切的根源”。
严鹏的“我是”
严鹏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也是我在西安开办的总裁班的学员。1989年因为打群架，他被关进了监狱。一进号子，牢头就把他放倒了，用脚踩着他的头。当时，他一声没吭，在那里暗暗发狠：我一定要有财富和权力。后来出狱了，他就跟一个狱友每人拿出3万块钱来，创办时装公司。起初他们的目标是每人挣5万元就收手。后来，他们每人挣了10万元、100万元、2000万元。他的伙伴找到他，说无论如何也不干了，现在钱花不完，干嘛还要见人就堆笑脸，还要常常去见不愿意见的人？
他当时也跟他的朋友一样，处于彷徨期。他知道不能停，一停下来所有的生活都会失去意义，可是也说不出个究竟。他没有答应朋友退股，只是让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公司随时欢迎他回来。他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做企业为什么？人生为什么？真正让他想明白的是一次偶然对公司总经理的家访。
这名总经理是个长得一般的女人。第一天来应聘时，他心里想，长得这样还到时装店里应聘！当天缺人手，他就把她留到下班。可是这一天下来，他发现这个女人眼里有活，很勤快，也很热情，于是就把她留了下来。后来，这个女人就成了他的总经理。一次顺路，他踏进了这个总经理的家门。这一看让他心有戚戚。他已经拥有2000万元身价，置办了许多房产，还在女儿的名下存了800万元，可是每到年底就会给高管和员工哭穷，说没挣到钱。这个总经理跟着他创业已经有8年了，可还是家徒四壁。一种莫名的惭愧涌上心头。
就在那一刻，他暗自下定决心：让他的伙伴也富裕起来，也过上好日子！后来从总经理一人扩展到他的高管团队，进而扩展到每一位员工。他给8个高管在西安的一流社区买了房。他的高管不只收入增加了，还赴北京、上海参加许多论坛和培训班。团队的风貌因此有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多的人还是严鹏自己，他发现了做企业的意义，发现了他人生的价值。
严鹏起初也不见得有多高大，他的视野在随着经营活动不断开阔，他的事业在不断拓展，他的目标也在不断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一种活下去的意义孜孜以求，终于修成了正果。在创业的实践中，他同中国的一大批企业家一样意识到：我是一切的根源。
乔布斯用残忍的死亡方式思考
创业从零起步，而且有一个吸引人的未来在召唤。可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危机和挑战。在诸事不如意的可怕时刻，勇敢选择坚持的人构成了成功企业家的群体。只有那些想到会出现最坏的结果而毫不恐惧的人，才会表现出真正的自信。一如蒙田所说：“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与强制。”
乔布斯的生母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妈妈。一对工薪夫妇收养了乔布斯。被弃养的烙印深深地触动了乔布斯的灵魂深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追问：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我来这个世界干什么？17岁那年，记不得什么书上的一段话对他产生了致命的诱惑：“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过，总有一天你的假设会成为现实。”乔布斯被这句话震撼了。从那时起，他每天早晨都扪心自问：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去做今天要做的事吗？这件事真值得我去为它投放激情吗？
在这样不懈的追问中，乔布斯很早就逃脱了人生最大的无知。现代网络社会信息量极其丰富，同时也使人们陷入极大的忙乱之中不得解脱。人们往往只知外求，不知内求。一个人，不能观察自己，认知自己，就无法自觉，当然更无法知道自己的能量和智慧。于是，人们常常会深陷琐事无法自拔，会很苦闷，会感觉孤独和冷漠，甚至会得抑郁症。
甘地在痛苦和理想的磨合中产生伟大
人类历史长河显示了一个简单而深远的史实：一个没有经历痛苦的人注定与伟大无缘。
甘地早年曾经踌躇满志。他认为法律能够解决绵延不绝的纷争，然而当他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回到印度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后来在法庭实践中他发现，由于有多重心理障碍，使他在法庭上结结巴巴，没法自如地表达自己。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孟买。后来终于在南非的一家穆斯林公司找到律师职位，他欣喜若狂，可是没想到，在去南非的路上，尽管他买的是头等车厢的贵宾票，可还是被赶了出来；又因为不愿意放弃公共马车上的座位而惨遭痛打；在路上随时遭遇警察一顿无来由的拳脚。终于到达南非，那里的印度人没有选举权，不能拥有自己的房屋，不能在晚上随意外出，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人民的痛楚甚至让他忘却了自己的心理障碍，与日俱增地唤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为了社会底层的公正待遇和印度人的自由而奋斗。
人生目标不是衍生于理想或者痛苦的某一个，而是源于这两者的较量达到奇妙的平衡。假如甘地在大学毕业后的最初几年没有经历那些痛苦，他也许不会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进而改变历史；假如不是对公开演讲感到极度恐惧，进而迫使他另谋生路，甘地也许已经在从事一份安稳的律师工作。
甘地决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办理案子：不使用正常的法律诉讼程序，而是努力争取仲裁。一方面他会力助胜诉方追要更多一点的补偿，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败诉一方倾家荡产。这种尊重对立双方的做法，是他内心深处“共赢”的理想，这也成为以后甘地“非暴力抵抗”和捍卫真理观的基本理念。
痛苦和理想的交融生成了伟大的力量，使他经受住了牢狱之灾、罢工以及社会冲突，终生为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公正待遇和印度的自由而战。
严鹏、乔布斯、甘地，这一个个摆脱奴役的心灵，他们会调动耳朵、鼻子、手掌、胳膊、腿、第六感觉以及周身的每一个器官来觉知当下的发生和力量。在那种全然的敏感状态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