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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别以为养老金并轨是好事 统一标准一定低

2013-11-08 13:22:47 来源:《新财经》

《新财经》记者 李斌

备受关注的养老制度改革设计方案尚未尘埃落定,便遭到了许多人“拍砖”。

10月15-16日,多部委与多套养老方案设计者在两天的闭门会议中达成了多项共识,而关于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养老金并轨这两大问题已基本没有悬念。但这两项共识日前遭到了许多人的不满。

此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保部”)就在研究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专家团队参与制订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而“清华方案”因提前公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毁誉参半。反对者将焦点对准了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提法;赞同者认为这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方案,只是还需要过渡和调整。

到底该如何实现养老保障全覆盖?如何解决双轨制或多轨制问题呢?《新财经》记者为此采访了多名业内专家。

延长缴费替代延迟退休?

就在2012年7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到65岁。而在今年4月召开的博鳌论坛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再次提出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引起了全社会的热烈讨论。

对于讨论会确定的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改革方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吕国营认为:“我理解的缴费年限是最低缴费年限,《社会保险法》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如果延长的话,肯定大于15年,而所有在职人员的缴费年限基本都超过15年,即使延长缴费年限,影响也不会太大。但反过来说,延长缴费年限对于解决养老金缺口的作用也不会太大。我个人认为,制度制定者只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替代延迟退休,因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阻力太大,而延长缴费的办法阻力更小,也更便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近十年来一直反对延迟退休,他表示:“一个政策一定要顾及本国的国情,中国的大部分劳动者都是蓝领工人,而且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劳动者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企业就不待见了。更何况中国人目前的退休年龄平均只有53岁,都没到退休的标准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再往后延迟5年有何意义?”

吕国营告诉记者:“如果退休的人多了,在职的人少了,在劳动力稀缺的大背景下,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的。但中国目前的国情并不是这样,我们还存在大量失业人群,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这个时候推迟退休年龄肯定是错误的。”

对于将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5岁的说法,吕国营表示:“即使推迟退休年龄也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推迟退休年龄是一步到位的,都是渐进式的推进,比如每年推迟一个月或两个月,即便对公平有影响,影响也不会太大,而且按照这样的推进速度,延迟到65岁退休也需要几十年。”

事实上,不少国家在推迟退休年龄问题上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多交多得、少交少得。比如美国的标准退休年龄是65岁,但美国公民也可以选择62岁退休,提前退休的人就拿不到标准退休年龄该拿的退休金;如果超过65岁还在工作,退休以后的待遇就会在标准待遇的基础上乘以一个系数,用这种办法来鼓励大家晚退休。

养老金是否必须并轨?

这次养老制度设计方案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养老金并轨问题。多年来我国都在实行养老金“双轨制”,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的人因退休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能相差2-3倍。

随着“双轨制”弊病越来越明显,实行养老金并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早在2008年1月,人保部就要求广东、上海、浙江、山西、重庆五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因改革试点方案中要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导致很多事业单位职工因怕退休金减少而要求提前退休,致使这次改革无果而终。

如今,提到养老制度问题时,人们总是把焦点对准“双轨制”是否并轨上。唐钧对《新财经》记者表示,“双轨制”肯定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不公平的,但简单的“并轨”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只是“双规”,而是“七轨”,包括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农民、城市居民、军人和农民工。所以说,仅仅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工人并起来,也并不意味着公平。

而吕国营认为,现在并轨似乎已经不是重点,因为还不知道是并成一轨还是多轨,如果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并成一种养老制度,那一定是《社会保险法》中强调的一个基本方针——保基本,也就是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此前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方案存在利益刚性问题,就是因为利益刚性导致了事业单位的强烈反对,这也是改革推行不下去的原因。

唐钧认为,在处理养老金并轨问题时,把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降下来,对谁都不利。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与事业单位相比养老金的确低了很多,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在2000-2500元左右,以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的。况且在这些退休金里面,还涉及老人最关注的看病问题,因为现在的医疗保障也不完善,在仅有的养老金中,老人还要留出自己看病的钱。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职工平均2000多元的退休金算是很低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唐钧的观点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企业的养老金标准,但这个办法可能也得不到财政的支持。”

吕国营也认为:“如果提高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待遇,钱从哪来?这意味着要加重企业的负担,企业愿意吗?企业能承受吗?企业不能负担,其他的办法也很难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数量,总不能让国家印钞票吧,那样就通货膨胀了,所以这条路也行不通。”

美国在里根时代曾运用过供给学派经济学经验,其中之一就是给企业减负。所以吕国营认为:“政府福利太多,打击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用增加企业负担的方式来提高养老金待遇不太可能。最重要的是,大家不要以为养老金并轨了就是天大的好事,并轨后全国统一的标准一定是低水平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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