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企业而言，是让员工在重压下工作效率高，还是在宽松状态下更有创造力？这是一个令企业高管左右为难、头痛不已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关埃及金字塔建造者的争论结果，似乎说明了一切。
对于埃及金字塔是由谁建造的，在学术界曾经争论不休。至少有三种说法：多数的人知道的是由30万古埃及的奴隶建造；也有一种大胆的说法是外星人制造；而瑞典钟表匠塔—布克说，建造金字塔的是一群自由人，并非奴隶。
《世界历史》教科书上说，修建一座金字塔，就用了30万奴隶，230万块重达2.5吨到250吨的巨石，花了20多年时间。课本上还附有众多奴隶在皮鞭下搬运石料的画面。
近几年有人说金字塔是外星人给修建的。理由是，在两千多年前没有大型起重设备的情况下，把每块2.5吨的230万块巨石，砌成连刀片也插不进去的146米高的金字塔，相当于40 层摩天大厦，非人力所及，一定是外星人所为。
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通过对吉萨600多座金字塔的研究，向全世界宣布：金字塔是由古代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这一结论，让世人震惊不已，同时也验证了已经去世500多年的钟表匠布克的结论。布克早在1560年就曾经提出，建造金字塔的人，不是奴隶，而是一些快活的自由人群体。
那时，瑞典钟表匠塔—布克一提出这个观点，就立即遭到罗马教廷镇压。因为他的这个观点与当时教规相违背，结果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不仅没有“反悔”，反而通过一件事情，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观点。
塔—布克被囚禁入狱后，官方利用他的特长，安排他去制造钟表。在制造钟表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无论怎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都不能制造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他在入狱前作为自由人时制造出的钟表，日误差都在1/100秒。他分析原因，就是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身份，与以前不同。
他发现，在监狱里，尽管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因为教廷对其迫害，丧失了自由，失去了畅快愉悦的工作心态，使钟表的误差要比他作为自由人时大很多倍。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在塔—布克去世500年之后，终于通过多方面的考证认定，埃及金字塔的建造，之所以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绝不是教科书画面上，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在皮鞭下建造而成，而是心怀快乐和自由的一群人。
由此看来，结论应是自由人比奴隶更具创造力。这件事给当今职场留下来的感悟或许是，企业高层决策者要想让员工取得高效完美的工作成果，首先应该创造条件，使员工的工作具有宽松愉悦的工作氛围。特别对于那些从事创造性、创新性劳动的人，更需要上级的信任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只有这样，员工才能发挥自己最大潜能，把工作做到极致。
甄皓评说：效率的辩证
人类是充满创造力的动物。有关金字塔的建造者的争论结果，并不足以排列奴隶和自由人的效率名次。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很沉重的，漫漫历史长河，社会成果其实多半都是在高压下创造的，所以有“奴隶创造历史”之说。如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数不尽的各朝宫殿和园林，还有传说中的莫邪剑，都是高压下的杰作。但高压中凝聚的能量往往是阿房宫的灰烬和一代一代王朝的暴力更替。
从心理学上讲，在高压下是很难完成精细的艺术构思的，有如在独木桥上行走而俯视万丈深渊，跌入谷底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至于钟表匠的精度问题也可诠释这种现象。而实际上古代的社会分工也是渐趋明晰的，设计者和施工者往往是不同人群。但文景、贞观等“大治”年月的“休养生息”，都有减轻压力“施行仁政”的意涵。
从个体创造者的角度讲，肉体的限制和精神的摧残及愤懑，有时也能爆发出超乎寻常的创造力，如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都是这样的创作。但“李白斗酒诗百篇”以及罗丹、米开朗基罗们的个体创作，则更具空灵不羁的自由的艺术魅力。
艺术创作之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往往是互相映衬的，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划分普通社会产品和艺术品的界限，美感不过是脱离实用之后的非功利感受，但艺术创造的本质应是创造者的浪漫心灵，因此艺术创作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具有独特的先导作用。
然而如果没有了生存的压力，没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人们还会进行创造吗？
其实压力也是动力，没有完全超脱的自由，正如你不能在“独木桥”上唱歌，走路也要靠重力一样，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在摆脱现实和不幸中进行创造，这也是整个物质世界发展的永远宿命。
现代企业管理者应该警醒的是，重压的后果。超强的压力和体力劳动，可以使人因“苛政猛于虎”而背井离乡或“跳槽”，参加大机器生产的工人捣毁机器，烧毁厂房，还有效率可言吗？现代职工相对于过去，更加关注个人的生存和工作状态，都更加主张“积极”的工作。
所以，在个性伸张的现代职场，也许对效率的过度追求，并不能实现效率的目标。很多时候，眼前的效率也需要用即将的支出来补偿。而企业环境中的适度压力，亦即“适度宽松”，并赋予职工积极的愿景，则应是现代企业提高效率别无选择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