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让公立医院放下“利”的包袱，关键在补偿机制。公立医院不仅应该回归公益性，还应该能够起到公共医疗领导者的作用。
在全国两会期间，一则流行短信《医生含泪十问卫生部部长》引起代表委员热议。短信直陈基层医疗工作者的困境，如待遇低、没有职业认同感等。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坦言，自己看过“十问”，百感交集。
这则流行短信，既“问”出了基层医疗工作者的待遇，“问”出了医患关系的真实，也“问”出了公共医疗机构的属性问题。过去，公立医院饱受“公”与“私”的困扰。从属性看，公共医疗机构当然姓“公”，但所有运行机制却全然市场化。利益诉求的主导性，不仅导致公共医疗机构的某种异化，造成医患关系紧张，也让不少医疗工作者无所适从。
医生“含泪问部长”中透露的迷惑，有望得到明确解答。1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记者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马晓伟表示：下一步医改工作将围绕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展开，为此，将着手建立补偿机制和监管机制。
让公立医院放下“利”的包袱，关键在补偿机制。公立医院不仅应该回归公益性，还应该能够起到公共医疗领导者的作用。这意味着，必须解决公立医院的后顾之忧。这既包括公立医院工作者的薪酬水平符合行业标准，也包括在处理公共卫生事件时，由公共财政而非医院投入政策性亏损。
有了这个支持，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就可以保证，而久为社会关注的医德医风，也有望得到根本性改善。不过，在加大财政投入帮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同时，也要把账算清楚。现实情况是，地方财政因为区域发展的差异存在较大落差，公立医院的等级和分布也不均衡。如果财政投入的账不清楚，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就可能进一步失衡。
因此，一方面需要确立中央财政支持和地方财政投入的比例，对落后地区，中央财政理应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财政投入的钱医院怎么用，由谁监管的问题也需要同时解决。内部监管显然不是最终办法。近年来，因为医保采取总额预付方式，一些医院为留下结余，对医生采取“包干制”以防超出定额，导致拒收病人、延缓病情等问题的出现。解决这类问题，既需要采取多种形式的付费方式，更需要引入外部监管机制。如此，钱才能用对地方，医改效果才能完整呈现。
大力推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以形成良性竞争的公共医疗体系，应是医改的最终目标。而公立医院能否回归公益性，考量着医改的最大成果，关系到医生能否不再有“含泪问部长”的困惑，更决定着公众能否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这也是必须扩大的民生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