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公众莫把诺奖得主当机器猫]
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用亲身经历说明经济学家该干什么 中国公众对诺奖得主存在盲目崇拜
日前，一场名为“市场设计 中国机会”的主题演讲与圆桌会议在深圳华侨城举办，这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此次中国行的最后一站，他先后到了北京、顺德和深圳。
一路走来，中国公众抛给他“十万个为什么”，他却坦言，自己并非全能专家。这是一位进手术室研究经济学的大师。
文/本报记者王丹阳
图/受访者提供
1920年，哲学家、诺奖得主伯特兰·罗素访问中国时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这个论断被抛给了另一名到访中国的“罗大师”——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61岁的犹太裔学者埃尔文·罗斯。
“好肾用在刀刃上”
在深圳演讲现场，有人问罗斯：中国是“市场设计”的例外吗？“市场设计”理论，正是罗斯的赖以摘取诺奖的成果，该理论对常人而言非常高深，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它：将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应用到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分配中，力求实现公平与高效。
现场听众期待罗斯能对人民币汇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展开分析，但在随后的演讲中，他照旧着眼于日常生活，在将近15分钟的演讲中，罗斯着重提到了人体器官移植问题。
据罗斯介绍，根治肾衰竭的方法是肾移植，现在美国有10万人等待肾移植。但即便有亲朋好友愿意给病人捐肾，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配对。一种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病人A的家属捐一个肾给病人B，以换取病人B的家属提供一个适合病人A的肾——不基于金钱交易的活体交换并不违法。
“他们可能要等很多年，整个过程就像等死一样。”罗斯认为，如何能让更多的捐赠者与病人配对，就能节省时间，挽救生命。这看似简单，愿意捐肾的捐赠者是供应方，需要肾的病人是需求方，但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它却充满了“例外”。
为了了解肾移植的全过程，罗斯曾身着手术服进入手术室，看捐赠者身上的肾如何被摘出来，然后移植到病人身上。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一些病人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肾。他们有的已经是第二次移植了，有的已经病了很久，有的体内有太多抗体。与此同时，有的病人对肾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但他们却得到了超出实际需要的肾——这个肾恰恰是其他病人正在苦苦等待的。”
罗斯指出，可通过“市场设计”计算出最优化配对的方案——而非一个受赠者接受一个捐赠者的肾。“现在我们可以做到20个人同时进行10组移植。”其实罗斯认为解决肾移植难题的最佳办法可能是允许公开买卖肾脏，但法律框架下并非身为经济学家的他所能改变的，他能做的只是在现实条件下解决现实的生活问题。
竟问大师剩女怎么嫁
“一个不想进手术室的经济学家不是好经济学家。”在罗斯发言后，现场支持人如此感慨。在场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也对“经济学该如何走入生活”这个话题颇有心得，因为上海的车牌拍卖、北京的车牌摇号等车牌配置，无不是中国“市场设计”的典型案例。
周林认为，虽然不像人民币汇率之类的问题那么宏大，但车牌分配事关每个城市居民的现实生活，问题在于，政府官员与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不够，地方政府官员的大多数决策都未经“市场设计”专家进行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设计。
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教授丁学良2005年曾提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观点，一度引发舆论讨论。丁学良当天也在场，他解释了自己当年抛出那个观点的依据：“当年国内经济学界存在两个最糟糕的现象，一是给政府做顾问，领导说月亮是圆的，他就说月亮当然是圆的。二是很多人自称是经济学家，但不做研究，天天给特定公司或特定产业当代言人。”
“我觉得国内的经济学家应该像罗斯教授那样，做真正的经济学研究，要关注大部分人的福利，教育、医疗、住房等等。”丁学良说。
《时代周报》记者张子宇是罗斯此次中国行的随身翻译，在他看来，国内公众对诺奖得主存在“全能”期待，不切实际地期待他们能回答方方面面的问题。此前，《时代周报》曾邀请2008年度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等三位诺奖得主来广东。
“很多人让罗斯预测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张子宇介绍说，“罗斯只能开玩笑说是7.8，跟中国官方的目标保持一致。”从北京到广东，很多人期待罗斯能谈论诸如楼市“国五条”效应、中国房价会否暴跌、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城镇化的弊端、该不该去美国底特律抄底楼市等包罗万象的问题；甚至有人问他“剩女”该如何嫁人……
“我不是中国问题的全能专家，也不是一个宏观经济学者。”不懂中文的罗斯说。他说，中国的“例外”必须由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