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七月，成为了中低收入者最为忧心的时期。每每此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出意外地“上调”，由此，这个月被戏谑地称之为社保的“涨价期”。（7月23日《每日经济新闻》）
在中国，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就必须承担缴费义务。但缴费并非严格地与个人收入挂钩，而是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在多数地区，劳动者必须至少以后者的60%为缴费基数。后者其实也并非是真正的社会平均工资，而是“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具体地说，就是财政供养单位、国企、大型建账制企业正式员工的平均工资。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中低端劳动者的月收入可能还达不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如果他参加社保的话，工资收入中的过多部分将被迫用于缴费。此前，“700工资、800社保”的事件曾触痛了许多人，虽然有点儿极端，却也是一部分群体中真实的现象。
中国的社保制度为什么如此奇怪呢？这应该与特殊国情有关。我国的社会保险本来是专门为国营、集体企业设计的，当时根本就不对其他社会群体开放。后来，国企改制，下岗人群不再有国营、集体企业职工身份，必须自己缴纳全部社会保险费用，就出现了缴费标准的问题。最后确定了以“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最低基数。再后来，当其他社会群体也能够自由加入社会保险体系时，便沿用了这一标准。
当时，计划经济还大行其道，大家工资收入都差不多，问题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时过境迁，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特别是“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一枝独秀，问题就大了。缴费太多，不仅导致中低端劳动者生活压力大，还会逼迫他们弃保。
另外，尚有一点必须强调：参照许多国家的实践经验，所谓“工资”只是单纯地指劳动者在法定劳动时间内的收入。社保缴费也应与此挂钩。如果一个劳动者长期加班，说明他生活状况极其不如意。譬如在法国，甚至对劳动者的加班收入免个税。
在我国，众多中低端劳动者还以拼命加班为生活常态。表面上看，他们中的许多人月收入已经超过了3000块，但计算其法定劳动时间内的收入，却也就是1000出头。因而，社保缴费应该以他们在法定劳动时间内的收入为基数。
同时，还必须注意的是劳动者的退休待遇问题。为此，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证退休金能维持退休者的基本生活，而且财政保障方式应有所调整，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譬如在美国，就设定有具体标准将退休金分段，在低收入段统一多补贴，在中等收入段统一减少补贴，中等收入段以上则统一少补贴。这是在共同受益前提下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受益程度，值得我国借鉴。
因此，必须先解决了退休待遇问题，才有可能反过来解决缴费问题，实现劳动者缴费与个人在法定劳动时间内的收入挂钩。否则，缴费是少了，退休待遇却也降低到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那就没有意义了。（许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