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贩婴案：受害人为什么会相信张素霞
本报记者范传贵 张昊
8月10日18时30分，陕西省富平县刑警大队大队长杨建龙带队来到富平县医院，将解救回来的一对双胞胎女孩交还到祁昆峰、王艳艳夫妇手上。
此时距孩子发出第一声哭声，已经整整74天——这也是她们离开父母的时间——祁昆峰夫妇第一次见到女儿。将女儿接过后，一家人难抑情绪，号啕大哭。
5月29日15时20分左右，两个孩子出生。在被产科医生张素霞告知孩子患有“双血型综合征”、“活到两三岁就会死掉”、“即使不死要么是脑瘫、要么是傻子”后，一家人选择签下“放弃治疗”，并交给张素霞100元，托其帮忙交给医院里专门抱娃的野老汉“处理”。
类似的情形，7月16日也发生在了富平县薛镇村民来国峰家里。当天20时50分许，来国峰的妻子董珊珊产下一子。但在临盆前半小时左右，来国峰被告知妻子体内检测出感染梅毒及乙肝病毒。
“孩子也会携带病毒，还可能感染他人。”在张素霞的此番劝说下，来国峰在婴儿记录单上签下了“要求放弃小孩”。同时，也交了100元处理费给张素霞。
事后经公安机关调查证明，张素霞涉嫌在骗取家属放弃小孩后，将祁家双胞胎和来家男婴拐卖他人。在祁家双胞胎与父母团圆之前，8月5日，来家男婴也在警方解救之下回到父母怀中。
类似的案例可能还会增加。富平县政府8月9日公布消息称，张素霞拐卖婴儿案发以来，公安机关已接到群众报案55起，其中涉及嫌疑人张素霞的26起(经初步核查确定10起不属于刑事案件)，立案查实5起。
在广泛接触报案家庭后，《法制日报》记者发现，这些家庭大多与张素霞并非纯粹普通的医患关系，而是早已相熟。正是在这张熟人网络下，夹杂着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和对畸病婴儿传统的恐惧，他们选择相信张素霞。
原因一
利用“好人”“能人”的光环
7月15日，来国锋带着妻子来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等待生产。这对来家而言，几乎是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来家与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张素霞的娘家同在富平县薛镇，来国锋的父亲来天祥与张素霞小学同学多年。在他印象里，张素霞十分聪明，小时候成绩非常出色。
张素霞从农村考到卫生学校后，被调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许多薛镇人都认为张素霞比同龄人“聪明”、“有出息”，甚至被薛镇人传为县里妇幼保健院的最高领导。
这位有出息的“自家姑娘”成了薛镇各村人生孩子想要定产房或安排个好大夫都会去“打招呼”的领导。招呼打通了，甚至会成为一种“荣誉”。来家一度就享有这种“荣誉”。
祁家也凭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攀上了这个“领导”。张素霞的娘家就在薛镇东城村，和祁昆峰开的超市仅几百米。祁永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他的干奶奶就是张素霞的奶奶。而祁永寿的妻子杨焕敏曾和张素霞是同桌。
2004年，祁昆峰的妻子王艳艳生头胎。杨焕敏将她带到张素霞所在的妇幼保健院检查后，张给她的建议是到“自己的地方”接生，杨焕敏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
杨焕敏的儿媳、侄女等生娃，杨焕敏也会找到自己的老同桌张素霞。
今年5月29日，在被劝说放弃婴儿后，杨焕敏还专门去县城给张素霞送了一袋50斤面粉和一袋馍表示感谢。
在薛镇，与张素霞这样的“能人”的关系被最大程度地利用。
薛镇的杨秋棉，与张素霞是初中、高中四年的同学。2006年，她的儿媳因早产找到张素霞，之后孙子被张素霞告知有病后抱走。杨秋棉没有怀疑，后来她的两个外孙仍是由张素霞接生的。
薛镇赵进良的堂姐跟张素霞关系很好。2011年10月29日，28岁的赵妻在富平妇幼保健院生下一个男婴。赵进良从张素霞那里得知，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张的劝说下，赵进良签字放弃了婴儿。
祁家和来家多名家属告诉记者，之前见过张素霞，觉得这人“很好”。来国峰弟弟来彬峰称，妻子在她那生完孩子后，她还特地交待自己要照顾好父亲，因为父亲“小时候吃了很多苦”，这样的交待让他觉得很像自己人。
在医院里，因为“医术高超”，张素霞也积累了一批熟人。在贩婴事件中，她在医院中的“熟人网络”同样起到了作用。
7月17日早晨，张素霞拿着来国锋被拐婴儿的病例，让助产士修改分娩记录和婴儿记录。明知此类记录不能随便修改，但在张素霞的要求下，助产士王某还是在分娩记录“备注”一栏添加了“新生儿畸形”。在婴儿记录的“畸形种类”一栏中，将原来填写的“外观无畸形”中填写的“无”改成了“有”，并注释“尿道下裂”。张素霞先后指使3名产房工作人员修改医疗文书，而这3名工作人员事后均未及时向院方报告。
如果公事公办，卫生系统对新生儿的管理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已被免职的院长王莉以及王被免职后接替她的卞慈梅都表示，“按制度她就抱不走”。张素霞利用了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也利用了其他医护人员对她的盲从。
3名助产士在接受采访时还透露，7月16日19时20分，产妇董珊珊生产。作为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的张素霞，按规定不能进入产房。但考虑到和产妇是熟人，助产士们没有质疑和阻止。
原因二
利用群众对医院的不信任
“这个盖子算是揭开来了。”来彬峰和妻子坐在自家院子里，一边剥蚕豆一边照看奔跑嬉闹的女儿。最早在网上爆料“正规医院医生卖小孩”的，正是当时还在外打工的来国峰弟弟，来彬峰。
几天前，来国峰在面对媒体时曾自我检讨:“太疏忽了，张素霞说啥就信啥，客观上给了她可乘之机。”
但来彬峰夫妇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家里对张素霞的信任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张素霞的娘家和来彬峰的家，就隔着两条巷子，直线距离不到200米。除了父亲来天祥和张素霞同岁、同村、同学这层熟人关系外，此前家里两次生小孩得到张素霞的照顾，是对她信任的主要来源。
2010年，来国峰大女儿出生时，当时来家就找过张素霞帮忙。当时张素霞恰巧不在医院，但她让同样在医院的侄女帮忙接待。
“那次我嫂子大出血，她侄女在医院帮忙照顾，我们都很感激。”来彬峰说。
2010年下半年，来彬峰的妻子也怀上了。“几乎每次产检都是联系张素霞，她介绍我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后面家属楼里，有一个可以做B超的屋子，是她的朋友开的。她每次打个电话，我就过去做，然后开好单子再拿到妇幼保健院找张素霞。”来彬峰妻子说。
她告诉记者，当时在医院做一个B超大概要70元，但到张素霞介绍的地方只要45元到50元，而且手续简单。
到当年6月底时，来彬峰妻子的预产期已经过了几日，仍未分娩。“医院院长、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还有医生们全都让我剖腹产，反反复复地来劝说。但是当时是大夏天，我怕剖腹产后伤口会发炎。”来彬峰妻子告诉记者，而且顺产报销完只要300多元，剖腹产要1000多元。当时家里人对医院十分反感，“他们就是为了拿更多利润”。
这时候张素霞再次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她拍着胸脯跟我们保证说，肯定能顺产，不要听医院的，结果后来真的顺产了。”来彬峰说，那次以后家里人对张素霞更加信任。为了感谢张素霞，来家买了很多礼品去感谢她，还偷偷给她塞了200元。后来有朋友要生小孩，来彬峰的妻子也介绍到张素霞那儿。
来家对张素霞的信任，建立在对妇幼保健院的不信任之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来彬峰夫妇反复强调:“那医院太乱了，都要送钱，没有熟人不行。”
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同样体现在了祁昆峰身上。今年5月26日晚上，妻子王艳艳的羊水已经有点破了。5月27日一早，祁昆峰带妻子到富平县人民医院做了检查。
“没到预产期，大夫认为没事。当天我们就回家了，28号早上，她发现羊水越来越多，我们就再没上这来了。”祁昆峰回忆。
没有再去县医院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大夫说，小孩一个大一个小，让我们去西安。”祁昆峰没有相信县医院的说法，最终找到了“熟人”张素霞。
原因三
利用农村群众心理特点
8月10日傍晚，在警方送还双胞胎女婴现场，有记者问祁昆峰:“假设事情真如张素霞所说，小娃生了很快就活不成了，大娃是‘双血型综合症’，长大不是脑瘫就是傻子，你会怎么办?”
祁昆峰沉默不语。
记者又问:“如果政府把娃后半生管了呢?”
祁昆峰回答:“不光是钱的问题，有缺陷的娃在社会上会遭受歧视。学不好上，工作不好找，生活会很痛苦。”
记者继续说:“如果政府尽量解决了问题，家长遇到缺陷新生儿，应该会毫无后顾之忧地留下孩子吧?”
祁昆峰反问:“那如果孩子的病一直治不好，岂不是痛苦一生?”
从祁昆峰的表情可以看出，回答这几个问题并不容易。
在案件曝光后，有一种声音始终在质疑:“家长为什么轻易放弃孩子?”
尽管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但祁家和来家多名近亲属都告诉记者，在孩子还没追回来的几天里，他们都不愿意在村子里多走动，怕的也是这种言论。
按照相关规定，即使新生儿被发现有疾病或者死亡，孩子都应被送回家属手中。而在张素霞所涉的案件中，许多家属听到张素霞的说法后完全顾不上去仔细核对检查结果，甚至连亲自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尽力去争取。
“吓蒙了。”在解释当时的状态时，两家人大多给记者的回答都是这三个字。
“产妇患有梅毒、乙肝，新生儿不能排除传染病的可能性，且新生儿患有生殖器畸形，很难成活，即使成活也要花费几十万元，在社会上难免受到歧视。”这是犯罪嫌疑人张素霞诱骗来国峰一家人放弃孩子时的说辞。
“一个是说会传染，一个是说小便的地方有问题，不男不女，关键是这两点。”来彬峰告诉记者，无论是日后的治疗，还是农村的传统观念，这两条都会让他们十分“恐惧”。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张素霞这套说辞抓住了农村群众的心理特点。“患有传染病”和“生殖器畸形”会让家属觉得生出残疾孩子让乡亲们耻笑，而“花费几十万”的说法则利用农村群众“怕花钱”、“花不起钱”的现实，对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作出放弃决定。
本报富平(陕西)8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