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董笑非
作为21世纪现代医学发展的创新支柱，发展生物医药逐渐成为各国应对疑难疾病的关键手段。日前，由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主题为“国家医改与生物医药：可及、优质与成本效益”的2013北大卫生经济论坛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就如何完善国家价格、医保等相关政策，以促进国民获得优质并具成本效益的生物药品进行了研讨。
价格合理才能可及
“目前，生物医药在全球医药市场中所占比重已达17%，而国内生物医药在我国医药市场中仅占5%左右。因此，中国生物医药的创新发展潜力巨大。”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教授指出，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良好的制度环境来支撑。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得风生水起。2007年，《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生物医药首次进入国家战略计划；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大纲明确提出把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的增长点……在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影响下，我国生物医药取得了一定成绩。“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介绍，最近5年里，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速高达20.1%，领先于整个医药行业。“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取得了很大进展，小分子靶向抗癌新药盐酸埃及替尼、喹诺酮类抗菌Ⅰ类新药盐酸安妥沙星、Ⅰ类生物技术新药重组人尿激酶原等极具潜力的新药先后问世。但这些承载着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重任的创新成果如何“落地生根”，快速实现产业化，并及时广泛适用于临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疗效显著，生物医药已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又因其价格昂贵，难以进入医保目录，从而影响了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认为，生物医药产品价格可以通过市场合理形成。“从各国实践经验看，医保体系全面建立后，药价高低对患者影响逐步减弱。而药价是医保、企业、医院（或药店）等各方博弈的结果。特别是在科学设计支付方式条件下，医院作为药品采购和使用方，具有控制费用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再加上医院与医院，企业与企业间存在竞争，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理的价格。”在郭剑英看来，政府显然不必要，也不应该对药价进行控制，“政府要做的是，通过制定与报销支付密切相关的价格标杆或价格基准，间接引导市场价格。”
作为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产品，生物医药价格居高不下与专利保护也密切相关。对此，桑国卫院士建议，可以通过“做高水平仿制研究，解决其可及性问题。即在原靶点基础上进行跟踪性创新，解决知识产权和可及性问题”。
对于解决生物医药的可及性，专家们提到了药物经济学评价。广州市医保局副局长何继明认为，药物经济学评价是评价药品价值的有力工具，对生物药品尤为重要，但当前我国在这方面还很缺乏细致研究。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孙利华教授告诉记者，据她了解，目前还没有哪家企业邀请专家做生物医药产品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其实，企业希望自家产品有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销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除了安全、有效之外，你还得拿出比同类产品更有力的成本效益比指标来赢得价格、医保等主管部门和患者的认同。”
在临床使用方面，生物医药同样需要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表示，“希望生物医药的使用政策宽松一些，尤其是应该改革支付方式，对医院使用不要限制太紧。毕竟，生物医药要想发展得更好，其重要的载体平台就是大型医院，它们能将生物医药成本效益优势发挥得更好。
医保探索精细化管理
显然，实现生物医药的可及性并非简单工程。目前，生物医药产品的使用通常通过慈善、买送或由医保部门给予特殊人群“二次补偿”的形式，以减轻患者负担。但这些无疑都是“治标不治本”。如何使这些药品以更便捷的途径进入市场，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它们呢？记者在会上了解到，一些地方积极探索通过医保精细化管理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已从中尝到了甜头。
“应该从机制上建立生物药的费用筹资机制：第一，政府主导。因为重大疾病病人为弱势群体，政府对其有帮助的义务。第二，综合卫生主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企业共同分担。具体而言，首先是选择病种，选择那些治疗后能有所缓解的疾病；其次是选择药品，选择那些能改善患者生命质量或好转的生物药；再次是选择医院，建立产品单算机制，让医院减免有关费用；最后是选择厂家，政府部门与其谈判，争取企业让利。”湖北省医疗保险管理局局长戴伟表示。
而在何继明看来，提高生物医药的可及性，现阶段需要在微观层面加大改革力度，从而进一步提高医保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何继明认为，推广生物医药产品并不一定会带来医保开支的增长，以广州的探索实践为例：在经历了对白血病与血友病两种疾病所用生物医药的粗放型管理后，广州医保部门发现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对肺癌和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进行的精细化管理，在实现药物“可及”的情况下，并没有带来费用的增长。这种医保精细化管理开始在广州部分医院进一步推广应用。
“在总额控制的基础上，要让合适的药用于合适的人、合适的病、病的合适阶段，进而使得药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医保基金的压力就会小一些。把用药量控制好，也不必担心价高的生物医药会把医保基金冲垮。”何继明说。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认为，在基本医保已基本覆盖的情况下，下一步应进一步完善医保体系（如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建立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随着疾病谱变化和支付能力提高，医疗卫生需求越来越细化，医保体系一定要能支撑起来，生物医药才能拥有有力的支付方，才能得到健康发展。据韩晓芳透露，当前北京正在加快除治疗外的康复护理等支付体系的建设。鉴于基本医保能力有限，北京正在大力推行商业保险体系建设，包括大力开发商业保险产品和市场，同时也在加强基本医保和商业医保体系的对接，以便为百姓建设一个方便、一体化的多层次医保体系，让生物医药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