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7月25日，又出台《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
两个通知一为限制公立医院过快扩张、一为允许外资独资医院在国内部分区域试水，看似两个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政令却似乎“扬、抑”有别。而在这“扬抑”之间，似可看到医疗体制改革的宏观脉络——公立医院将会如何应对、民营医院何生何死、让外资相对独立的介入我国医疗业意欲何为，带来的变化对于祈盼更多医疗福利的老百姓来说是福音还是“噩耗”。
新规“抑公”何为
从《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内容看，是“我国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部分医院单位规模过大，存在追求床位规模、竞相购置大型设备、忽视医院内部管理和机制建设等粗放式发展”的原因，而导致“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的结果。出台这一新规也是解决“看病贵”的有力之举。
我国现行的医疗模式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当时，医院被定位为“福利性”运营，在国家每年支出庞大的财政经费同时却是越办越穷，医疗资源不仅难以升级还逐步下滑，从而导致“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面对这种现状，决策层逐渐淡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卫生事业“福利性”的定位，以市场化方式对医疗机构进行调整，从而提出将其定性为“生产性”。
政府对医院“少给钱、给政策”，比如允许医院对药品加成一定比例“以药补医”，结果导致“药品”成为一个庞大的高金行业，基于药品的各种灰色收入频现各大媒体报端。在药品这个产业链上造就了一批富人、养活了一个巨大的医药群体。医院境况也自此大有改观，医院有钱了，设备越来越“高大上”，但这一切辉煌归根结底还是患者买单。虽然这些举措非常有力地解决了当时医院效率低下、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埋下了后来医院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等各种遗患。
作为医院，尤其是一些大医院在体会到政策带来效益的同时也意识到，规模越大、设备越好、前来就医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费用也就可以越来越高。投资再大，患者都会别无选择地买单，并且还给医院以及产业上的各个群体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追逐规模与豪华的竞赛便在各大医院中悄然开展。
结果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医院圈地、盖楼、进设备，规模越来越大，床位越来越多，“超常规”、“快节奏”、“跨越式”一度成为各大医院年报上的必有词汇。有观点认为，这种“规模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院的逐利动机，从而让“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种难以清除的“恶疾”。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曾公开表示，根据人口分布变动和卫生规划，建几所高水平的大型公立医院完全必要，但现在不少医院采取单纯规模扩张的简单外延式发展模式，“优质资源不是增量而是被稀释，加剧看病难。”
国家新规理性限制公立医院过快扩张，不仅是医疗改革潮流所需，也是百姓民心所盼，符合潮流、顺应民意。但是，这一纸新规就真的能如愿抑制公立医院的疯狂扩张吗？
《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中明确指出，“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规划纲要》公布前，各地要暂停审批公立医院新增床位。已经审批的，要严格按照批复规模建设，严禁擅自增加床位、扩大建设规模。”
然而，记者查询了几家医院的官网发现，位于山东省临清市的一家县级医院公示其编制床位是750张，实际开放床位是1000张，并且从其上级医疗主管单位官网上查询的经过审批和允许设立的科室中，没有院方已经公布设立的“肿瘤科”。
同在一地，还有一家公立医院采取院内职工集资等方式，另外筹建了一家民办“非营利性医院”。且不论集资所建医院的“非营利性”能不能保证，国家限制公立医院过快扩张，公立医院以内部职工集资名义再办一家民办医院，会不会成为公立医院应对新规的扩张出路？并且导致国家公立医院资源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显然，国家在执行新规的同时还要加大监管力度，对变相甚至挖空心思回避、对抗国家政策的做法予以坚决制止和严厉惩处，以防这些利国利民的国家政策被大打折扣甚至变成空文。
外资办医喜忧予谁
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印发之日起，“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除香港、澳门和台湾投资者外，其他境外投资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设置中医类医院。”
境外资金在国内举办医疗机构不仅有了政策上的准入，还明确了试点地区。虽以要求的方式对境外独资医疗机构提出硬性标准——“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能够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技术和设备”，但开放试点的地域均属核心大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这为引入国外硬件和软件上的先进医疗资源敞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