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
马红漫专栏
外资医院准入政策获得进一步明确。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近日表示，欢迎境外资本进入国内投资办医。他重申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关键要使各项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外资医院往往代表着优雅的就医环境、先进的设施及精良的技术。当然，与这些高品质医疗服务相对应的则是高水平收费，这一价格门槛意味着外资医院将目标客户锁定于高收入小众群体，不会对既有公立医院市场形成实质性冲击。目前，中国公立医院仍然在市场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竞争压力弱化，提升服务品质、优化运作模式的内生动力不足，再加上医疗资源总体供不应求，普通老百姓就医等候时间偏长、看病贵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治，日益升温的医患矛盾亟待得到正视。可见，在国内医疗资源稀缺的背景下，若大量外资得以入围并提供更多“平民化”医疗服务，将会对整个医疗卫生行业产生实质性触动。正如某大型外资医院人士所言，在他们医院根本不会出现“拿酒精棉花擦皮鞋”的事，其运营成本比国内的公立医院至少低20%。以此而论，外资医院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一旦在医疗市场上形成鲇鱼效应，将会倒逼公立医院正视并主动纠正“以药养医”等制度缺陷，进而提高整体医疗服务水平，这也是主管部门放松政策准入管制的初衷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引进外资医院的政策真正落地。事实上，针对外资医院准入的顶层设计早已有之。2000年外资就获得了控股合资医院的地位，此后十余年间政策闸门不断松动。由此，许多外资满怀憧憬高调进入内地医疗市场，然而除了和睦家等少数机构得以生根展叶之外，多数外资医院难以摆脱铩羽而归的宿命。
究其原因，针对外资医院准入的政策在现实操作中遭遇了各种“玻璃门”阻滞，致使外资深感“水土不服”、发展受困。一方面，内地目前实行医院分级管理制度，不同等级的医院由相应行政级别的地方职能部门管辖，外资医院在设立审批、设备采购等环节需要接受卫生、商务、规划、城建等多个部门批准，且各管理归口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缺乏统筹，众多“婆婆”的存在严重束缚了外资医院投入主业经营的步伐。而且，现行制度对医生职称考评、课题招标、学科建设、各类资格认定等均做出了与所从业公立医院捆绑的要求，医生一旦离开公立医院就可能丧失此前的学术地位，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医务人员的流动性，外资医院往往面临精英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困顿。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总理在部署2014年政府工作时已明确提出要“落实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医生多点执业问题将会得到体制性解决，但具体落实进度仍需拭目以待。另一方面，外资医院的境遇难以同公立医院比肩，注定其开门营业伊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由于外资医院只能注册为营利性医院，不仅无法在项目运作、硬件投入方面获得财政专项资金扶持，而且在免税期届满后还要比照服务性企业缴纳税收。在较高的税费负担下，外资医院为了生存不得不以“高价”面目示人。更为关键的是，在理论上只有被认定为“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才能获得医保定点资格，受到这一政策红线的排斥，外资医院得以入围者寥寥，是为其市场份额难以有效扩容的重要瓶颈所在。
恰因此，外资医院卸下“贵族”身份、有效拓展市场份额的关键在于厘清当前医疗管理制度、公平竞争环境。其间，行政部门应当退出具体的市场干预，集中精力做好规则框架搭建及监督约束工作，给“无形之手”预留更多的调节空间。综览海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医疗市场也经历了由政府直接注资、实施医疗救助计划到允许营利性医院大力发展的轨迹，与此历程相伴的是美国民众保险意识的提升以及医疗保险机构的快速成长。由于美国公民看病所需大多由保险机构偿付，具备专业知识、熟悉行情的第三方对医院服务与收费水平形成了外部监督，其用脚投票的选择权对医院行为形成了事前规制。相形之下，中国的医疗商业保险市场发展滞后，难以作为市场第三方监管力量弥补政府行为的不足，亟待得到相应的培育。
增加多元化有效供给是化解当前医疗系统各种矛盾的根本之策，而切实降低外资医院的准入门槛还需要在执行操作层面多做努力。(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