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志刚（音译）加入沃尔玛（Walmart）在湖南省常德市的分店时，他充满自豪地穿上了这家美国零售集团的红色夹克。但自从这家分店今年3月关闭以来，他就没有再穿过这件夹克，当时他和其他70名员工为争取更好的遣散待遇参与了抗议活动，并因此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的情况下被中国警方拘留了一周时间。
他说：“在离开拘留所以后，我把自己的沃尔玛夹克脱了下来，扔进了一条沟里。我最初曾认为沃尔玛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能够给我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
沃尔玛的争端凸显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范围更广的变化，这对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或者外包生产产品的跨国企业来说，具有重大影响。工人抗议事件的数量正在上升，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人口和技术的变化趋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从雇主向工人倾斜。
工厂发现，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在中国找到熟练工人和管理他们都变得越来越难。工人可以通过廉价的智能手机使用社交媒体，这使他们变得更有力量，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比较不同企业开出的用工条件，以及为组织罢工动员支持力量。
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在南部广东省出口中心地区的政府担心，已成惯例的两位数工资年度涨幅，将导致制造企业将业务搬迁至其他地区或国家。“这种情况将会恶化，”一位工厂经理表示，并警告，除非政府能够找到化解工人不满情绪和罢工事件的更好方法，否则投资者将会迁出，“有些事情政府必须去做，这样我们才不会退回石器时代。”
去年，中国东部山东省的工人控制了美国固铂轮胎橡胶公司（Cooper Tire Rubber）旗下的一家工厂，从而阻挠了一桩本可成为印度企业对美国企业最大规模收购的交易。工人们拒绝妥协，直到这家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美国企业于去年12月放弃规模高达25亿美元的出售计划。固铂事后估计，此次罢工给其造成的损失至少高达7000万美元。
三个月之后，IBM在广东省的工厂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罢工，当时有1000名工人要求在工厂被转交给中国电脑集团联想（Lenovo）之前获得补偿。联想集团曾承诺，将按同等的雇佣条款保留工人们的岗位。
今年4月，台湾制鞋企业裕元集团（Yue Yuen）又成为了由社保缴款问题引发的劳资纠纷的主角。该集团主要为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亚瑟士（Asics）等品牌代工生产运动鞋。劳工活动人士表示，多达4万名工人参与了裕元集团的罢工行动，据该集团估计，此次罢工至少给其造成了5800万美元的损失。
劳工抗议的增加让很多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始料未及，特别是在工人先前并未展示过自身力量的情况下。一位参与了近期一起劳资纠纷的西方管理人员表示：“工人抓住这些时机试图获取更多补偿，而且他们为此紧密团结起来。我们只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按照法律规定对待他们。”
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Baker McKenzie）驻香港律师乔纳森·艾萨克斯（Jonathan Isaacs）表示：“毫无疑问，与兼并收购以及公司重组有关的群体性劳资纠纷正在增多。我们还看到，工人在采取这些行动时所表现出的主动性显著增强。”
劳工活动人士并不同情跨国公司。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郭展睿（Geoff Crothall）表示：“跨国企业自从进入中国以来，一直享受的是红毯待遇，现在它们终于开始看清眼前的现实，即它们不能再继续欺负工人。如果跨国企业想要关停工厂或者重整业务架构，没问题，但他们必须先和自己的员工进行协商。”中国劳工通讯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劳工权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