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 旭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的治疗丙肝明星药物Sovaldi在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58亿美元。该药于2013年12月在美国上市，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其84000美元/疗程（1000美元/片）的定价也饱受各方争议。
然而，前不久吉利德科学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在印度将以发达市场1%的价格销售Sovaldi，即900美元/疗程，折扣高达99%。由此，关于专利药物价格过高导致其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较差，并因此降低了专利药品对解决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话题的贡献等话题再度被公众关注。
“利”与“义”的纠结
吉利德科学公司执行副总裁Gregg Alton在一份声明中称：“Sovaldi在印度的售价为300美元一瓶（28片），这是公司面对低收入国家的定价，这跟公司与埃及政府协商的价格相似。我们希望与印度的合作者在当地生产药物，更高容量及持续的研发将在后期使Sovaldi的售价进一步降低。”
Alton解释称，公司在谈判时会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丙型肝炎的发病率，选择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3种定价策略中的一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数据，印度有1200万慢性丙型肝炎（HCV）患者；而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09～2013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仅为1499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收入为53143美元。此外，在印度，目前丙肝的治疗成本高达6000美元，通常需要注射具有严重副作用的药物（干扰素），治疗疗程长达24～48周。
但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迫使吉利德科学公司主动放弃高额利润的更主要原因是印度政府有权行使强制许可权。强制许可（或称强制授权）是指政府强制专利、版权或其他具有排他性权利的持有人，允许政府或他人使用。印度政府如果认为品牌药对于本土市场价格过高，则行使强制许可，允许本土仿制药商生产廉价仿制药。而且印度政府已经行使过强制许可权：此前曾授权其本土Natco公司生产拜耳的抗癌品牌药多吉美（Nexavar），拜耳现在正上诉法庭，企图阻止Natco在印度以外地区销售仿制药。而且Natco公司已要求印度专利局阻止吉利德Sovaldi在印度的专利，以便能够自己生产该药。
使用强制许可手段来降低药品价格也并非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使用的手段，发达国家也曾从中获利。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美国国内一度出现了炭疽病毒恐慌。德国拜尔公司西普洛(Cipro)是在美国批准的唯一用来治疗炭疽病毒的药品，该药品在美国的专利于2003年12月到期。美国民众强烈要求政府中止对拜尔公司西普洛的专利权。最后，美国以强制许可为谈判筹码，与德国拜尔公司达成了降低西普洛价格的协议。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专家刘莹指出，发达国家在世界推行药品专利制度，而获得了专利药品的长时间市场独占，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得到药品形成很大威胁，这种威胁甚至可能超过专利制度对这些国家创新药物促进所带来的好处。
药品专利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具有“双刃剑”性质：它在保护与促进医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发展中国家专利药品价格的居高不下，主要表现为其价格通常要比与其药效、成分、剂量相似的非专利药价格高得多。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国民平均购买能力低，加之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约占全球人口的70%以上），专利药品的高价导致了药品可及性、专利药品对解决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问题的贡献降低。
同时，制药企业本身的趋利属性也会导致药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居高不下。首先，新药研发具有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等特点，经过临床试验，平均每5000种化合物中只有一种能最后投入市场，然而这些药品易被仿制，所以一旦制药企业对其研发的新药拥有专利权，则理所当然地会通过高价来促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另外，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其国家内部对专利药品的需求弹性不一致，购买力较强的消费者药品需求弹性较小，购买新药的愿望与能力都较高，而购买力弱的消费者则反之。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制药企业会依据购买力较强的消费者的药品需求函数制定较高的价格，有时甚至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药品价格比发达国家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