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卫生局对外表示，该市已顺利完成4批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所涉及的1100多个产品均大幅降价，预计今年与去年相比，可为患者节省1.6亿多元的医疗支出，成为医改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直接红利。医用耗材市场长期存在的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虚高的价格，面对“宁波采购”时开始消解。
混乱市场下的利益比拼
浙江省宁波市卫生局副局长陈树生直言，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利益比拼”。
“利益比拼”的一方是宁波市卫生局，代表全市患者，力争将医用耗材虚高的价格水分最大限度地拧干；另一方既有医用耗材供应商，也有整个耗材供应链条中的其他既得利益者，在“私利”受损的情况下，则睁大眼睛盯紧采购流程，试图找出其中的破绽。
“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陈树生坦言，为了降低群众整体就医负担，宁波市卫生局下决心把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分拧一拧。
陈树生介绍，近几年，宁波市医用耗材采购使用呈快速增加趋势，以2012年为例，6家市级医院的医用耗材采购金额逾6.6亿元，占医院业务收入的15%，医用耗材支出占住院病人医疗总费用的30%，占手术病人医疗总费用的60%。
“耗材品种多，水分大，高值耗材拉高了住院病人的医疗费用。”陈树生说，与此同时，国内对医用耗材的使用并没有明确的评价体系及使用规则，对耗材该不该使用，用什么品牌、什么规格、多少数量，全凭医生的良心。“个别医生滥用、乱用医用耗材，拿了‘黑心钱’，直接损害了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信誉。”
医用耗材价格混乱、交易差价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树生说：“第一批集中采购成交产品中有一种止血材料，宁波市的成交价为285元，而在温州市该产品的成交价为500元，在湖南省的成交价竟然高达900元。”
高值耗材此前已实行零差率
同一品牌、同一产品、同一规格，异地不同价，价格相差数百元，这些钱流到哪里去了？巨大的利润空间，让社会对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的矛头纷纷指向医院。
“实际上，医院在医用耗材上的利润微薄，甚至不到3%。”宁波市第二医院院长蔡挺表示，2012年该院的耗材采购费用为1.63亿元，购销差仅为460万元，利润率为2.74%。
这也是全市医疗行业的普遍现象。据统计，2012年，宁波李惠利医院、宁波市第一医院医用耗材的采购费分别为1.98亿元、1.59亿元，利润率分别为2.90%、1.96%。另一方面，近3年，这两家医院的业务收入平均增幅分别为11.66%、17.06%，而医用耗材使用量平均增幅分别为20.81%、34.78%。
“医用耗材费用增长过快，推高的是医院的毛收入，实际上对医院的纯利润贡献很小。”蔡挺表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医院内医用耗材加价严格管控，医院本身难以从医用耗材中获取高额利润。根据《浙江省医疗卫生机构省级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目录产品备案采购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医院医用耗材的最高销售价格一律按照实际采购价顺加5%，且最高加价不超过100元。
“比如使用一种价格5万元的医用耗材，医院最多只赚100元。”蔡挺举例说，假设医院使用同一规格、同一品质，而价格为3万元的产品，实际仍只赚100元。医院本身并没有使用高值耗材的趋利动机。
另一方面，2013年12月，宁波市启动实施市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后，规定单价超过2000元的高值医用耗材，按实际进价实行零差率销售，让利于患者。在医院管理者看来，医用耗材几乎已无利可图。
用规则挤出价格水分
无论如何，患者在为虚高价格埋单。为扭转这一局面，2013年年初，作为第二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之一的宁波市，将探索创新医用耗材采购模式作为深化全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改变以往医用耗材采购各家医院各自为政的状态，开始组织医用耗材的集中采购。
“出现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缺陷、监管缺位，使得供应商和中间商抬高耗材的采购价格，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宁波市卫生局局长王仁元表示，要在集中采购过程中挤出医用耗材虚高的价格水分，就必须依靠规则的力量。
借鉴省内外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经验教训，宁波市独创“三步评审法”，按照层层入围、层层淘汰的方式，确保供应商资质评审、专家品牌遴选和采购价格谈判等3个环节既相互独立，又环环相扣。“这样不仅有效避免了个人意见左右采购结果，又保证入围企业均为产品质量可靠、信誉良好且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价格。”王仁元说。
“宁波的集中采购规则，简单地说就是，资质入围计算机说了算，品牌遴选专家说了算，成交结果价格说了算。”王仁元说，特别是采用“选秀”式流程设计，加强供应商间的竞争力度。“比如采购价格谈判，是由采购价格谈判小组按同质低价、降价幅度、价格谈判结果满意度3个方面要素，对所有通过品牌遴选的供应商就其报价产品进行现场议价、多轮报价。每轮报价后，淘汰价格最高的一个供应商，剩下的供应商再进行下一轮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