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的精神问题
有三四天的时间，医生王平的脑海中不断出现那名狂躁病人斥责她的画面，在人多的地方，她也渐渐觉得不安全，心里开始莫名的烦躁
6月24日，狭小的诊室内，一名神情木然的中年女子，坐在王平面前。诊室外，七八名病人焦急地等候，等不及的病人来回踱着步，甚至敲打房门。
因为和丈夫感情不和、家庭破裂，最近几个月，这名女子很少说话，也很少笑，神情也恍惚了。这是两人第一次对话，王平详细了解了女子的兴趣爱好、情感经历，并试图让她回忆一些开心的事。诊疗持续了近20分钟后，王平给她开了一些抗抑郁药物。
王平几乎每天都要听病人倾诉苦恼，这让她有时觉得，自己的精神也出了问题。
6月初，她在治疗一名狂躁病人时，不管怎么劝病人都听不进去，加上门外候诊的人越来越多，这名患者险些发病，“病人在人多的地方会害怕，担心有人害他”，久而久之，这种情绪也会传染到王平身上。
有三四天的时间，王平的脑海中不断出现那名狂躁病人斥责她的画面，在人多的地方，她也渐渐觉得不安全，心里开始莫名的烦躁。
当自己无法调整时，王平也有她的“心理医生”——大学期间的导师，“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倾诉心里的苦闷，接受老师的心理辅导。”
在安定医院等精神病专科医院，专家和主任医师也会以心理督导的名义，给年轻医生进行辅导，让他们认识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但这种辅导只能疏解医生的心理压力，却无法改变外界对这个职业的认知。
几年前，安定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王娣去相亲，当男方听说她是精神科医生后，连面都不见了，“人家觉得我天天跟精神病人打交道，担心我的精神也不正常。”王娣说，外人都叫他们精神病医生，后来自己只好先介绍自己是医生，熟悉了再说是精神科的。
让王平伤心的是，精神科在综合医院成为边缘科室，其他科室的医生甚至对精神科的性质一无所知。
每次各科室给病人会诊，王平参与其中，会觉得受到“侮辱”。内科外科诊断完了，轮到精神科诊断时，就有医生喊，下面请精神科诊断，“医生们都会撇着嘴偷偷地笑。”王平说，就好像精神科的医生精神也有问题一样。
这种对精神科医生的偏见，让王平有些失落，学了这么多年，却没有成就感。
穷医生
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三分之一
精神科之所以在综合医院里是边缘科室，王平认为，主要原因是不能给医院创收。
按照规定，精神科医生治疗病人，主要治疗方法是问诊，其次是开药，每问诊15分钟收5元钱，忙活一上午，收益不到200块钱，还不如其他科室给一个病人开药的收益。
作为专科医院的安定医院，精神科专家门诊每15分钟收费也只是14元，普通门诊每15分钟收费5元。
“这跟医疗卫生系统的补偿机制有关。”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基本全部用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创收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但对于精神科医生而言，治疗精神病患者，方式主要是交谈、倾听，开药数量很少，设备使用的次数更少，由于不能给医院创收，直接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王平说，工作三年来，每月的收入只有4000多元。前两年，因为不相信收入都这么低，她曾跳过几家综合性医院，最后却发现各家医院精神科的医生收入都差不多。
事实上，不仅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收入偏低，即便在精神病专科的三甲医院安定医院，收入也不高。
今年34岁的王娣，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已经是安定医院主治医师，可是一聊起收入，就会很惭愧，“底薪2000多，奖金能拿3000元就不错了。”外人一听她是医生，觉得既风光又赚钱，可实际上，她一直很难接受高风险、强压力与低收入的反差，以至于很少和别人说起自己的收入。
针对精神科医护人员总体的待遇水平，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介绍，收入要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三分之一，医院的整体收入甚至是综合性医院的十分之一。
高风险与低收入的现实，让精神科的医护人才严重流失，与数量庞大的精神疾病患者比例失衡。
50%专业人才流失
2010年，王平在北大医学部博士毕业，6名精神卫生专业毕业生，只有3人选择当精神科医生
在国际精神卫生行业，平均每10万人中有4名精神科医生、13名护士；我国是1.5名精神科医生和2.2名护士，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6月25日，中午服药时间，安定医院14病区，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推着运药车进入病房，十几名病人闻讯后一哄而上，把医生团团围住，场面混乱。
副主任医师李晓虹说，每天她和不到10名医生、20名护士，要照顾整个病区的60多名住院患者，其中还要有几名医生承担门诊任务，而在门诊，30余名医生每天要面对1000余名患者，“我在美国学习时看到，20名病人就有40名医生照顾。”
记者了解到，安定医院有精神科医生160余人，还缺40人。连续招了两年只招到6名医生，每年还有一两个医生辞职。
高风险与低收入的反差，不仅影响到了精神科医生这一行业，也影响到了人才出口——培养精神科医生的院校。
首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研究生导师陈群说，尽管就业不成问题，但较低的从业收入和每年七八千元的学费，让很多学生不愿意报考这个专业。该专业共有11名研究生导师，但每年能招上来的硕士研究生也只有11名，博士生3到4名，和医学部其他专业相比，导师学生1∶1的比例低得不能再低。
2002年，王平考入北大医学部，8年硕博连读。硕士期间选专业时，200多人的医学部，只有6名学生凭兴趣选择了精神卫生专业，其他学生则选择了内科、外科。2010年王平博士毕业时，只有3人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其他人都去了医药公司。
对此，陈群说选择专业除了自愿原则，也要看成绩、业务能力和答辩等因素，“精神卫生专业的生源素质，总体并不高。”
根本还是“钱的事”
专家郭红利认为，精神科医生作为特殊职业，政府应全额拨款，保证待遇，才能留住人才
人才匮乏导致的后果，是精神病人的治疗得不到足够保障。
从业14年的李晓虹说，精神疾病患者不同于普通病人，医生需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个性化治疗甚至终身治疗。然而，这种治疗方式大大受制于医护人员的短缺。
治疗精神疾病患者，需要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康复训练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帮助，是一个系统长效的机制，但在医护人员难以满足的现状下，只能进行基础治疗，不仅不利于病人康复，如果病人越积越多，对医护人员也形成新的压力。
为了解决精神科医护人员紧缺的现状，新实施的《精神卫生法》明确提出，政府及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待遇水平，并按规定给予适当津贴，工伤待遇及抚恤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但这项规定目前并没有具体措施。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钱的事”，精神科医生作为特殊职业，不能跟其他医生一概而论，政府应该实施全额拨款，设置奖励机制，保证精神科医护人员的待遇，才能留住人才。
多年前，北京曾为精神科医护人员设置每月30元的津贴，但如今这一数额显然过低。目前，北京市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卫生部门正会同多个部门，商讨提高精神科医护人员的待遇，以留住人才。此外，将研究大专院校的学科建设，保证人才输送。
“精神疾病需要系统的治疗，一个医生难以完成整个过程。”最让王平开心的事情，是能把一名患者治好，但她发现，这越来越难实现。她说，若不是喜欢精神卫生专业，自己不会当精神科医生，选择它，是因为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王瑞锋）
A30-A31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